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战局势更为严峻。为了团结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渡过难关，国民参政会于1939年2月12日到2月21日，在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礼堂召开第一届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重申了“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国策。
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此际强调了精神的作用。他说：第二期抗战的任务，就要集中发挥我们前后方与被占领区内的一切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与建国的成功。第一期抗战是精神与物质并重，第二期抗战中，精神的重要，更过于物质。要发挥抗战的力量，不仅要振作精神，集中精神，而且要以精神为主，物质为用。
抗战经过第一阶段，大片国土沦陷，军队遭受巨大损失与消耗，加之敌人对我国使用诱降欺骗种种政治外交手段，瓦解中国抗战精神，在此关头，培养精神的抵抗力量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期抗战之特点是“精神重于物物质”。蒋介石又说：本会的历史使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尤其是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现在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要得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绝不能专赖兵力，必须动员民众的精神，组织民众已发动的精神，以全国的精神、意志、力量的总和，来做前方将士的后盾，来做后方开发的原动力。
只要政府的措施，造成真正的民主政治规模，改进人民的生活，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目的就会达到。这就是第二期抗战之又一特点，即“政治重于军事。”
前十九个月坚持抵抗的历史证明，必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即把人民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建国的伟业；长期抗战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才能使广大同胞的生活有所保障和改善。只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时前进，才能造成全民族同仇敌忾，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临到这个抗战进入第二期的时侯，我以为强化精神，集中精神，以我们的言论行动，领导全国精神总动员。
蒋介石代表政府宣读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会后，一场旨在提高全国国民抗日精神的运动即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就在全国各地展开。
1939年3月11日，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之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任会长。12日，《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正式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纳领》指出：前期抗战，军事与精神并重；而第二期即后期之抗战，则精神尤重于军事。……现代战争为全民动员之战争，故不仅应动员国内一切物资与人力，亦必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欲动员全国国民之精神以充实抗战之国力，不仅在于发动而尤于组织，必以有组织之精神，发挥有组织之人力，利用有组织之物资，方足以适应国家当前之需要。
只有前线后方高扬抗战必胜的精神信念，才能建成严实紧密，坚不可摧的抗日战线。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还提出：此次抗战之意义，不仅限于排除暴敌之侵略，而尤在于努力抗战之中树立战后建国之永久基础。反观今日社会，则基础之团结虽立，而精神之统一未瑧；忠勇奋发之表现所在多有，而糜废散漫之状态亦同时并存；组织之松弛，基础之薄弱，如是之国民精神，何堪负荷国族兴亡之巨任。
国民政府有鉴于此，强调国民精神总动员之实施实为今日中国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称此次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宗旨为：集结全国国民精神与共同的目标，使全国人民确立同一救国道德，坚定同一建国信仰，每一国民都能根据同一道德观念，为同一信仰而奋斗牺牲。其三条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就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三个最高原则。同一救国道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同一建国信仰是：“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纲领》认为要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还需要改造国民精神中的消极因素，为此规定了精神改造五个方面的要求：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莲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惯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傍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
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中规定，实施精神总动员的工作，按其性质分为四种：（一）宣传与创导；（二）训练与改进；（三）督促与规劝；（四）研究与推行。同时还规定了具体作法：省市各县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国民以学校、机关、同业公会等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宣读国民公约誓词，讲解纲领内容，进行广泛宣传。
1939年3月25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政府官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其誓词共十二条，主要有：（一）不违背三民主义；（二）不违背政府法命；（三）不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四）不做汉奸和不做敌国的顺民；（五）不参加汉奸组织；（六）不做敌军和汉奸的官兵（七）不替敌人和汉奸带路；（八）不替敌人和汉奸探听消息；（九）不替敌人和汉奸做工；（十）不用敌人和汉奸银行的货币；（十一）不要敌人的货物；（十二）不卖粮食和一切物品给敌人和汉奸。
1939年4月17日，蒋介石为国民公约宣誓，并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作“精神总动员与第二期抗战意义”的演讲，宣布自5月1日开始，全国各地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同时举办国民月会，宣誓国民公约，求以此纲领之实施。5月1日晚七时，国民政府在重庆军委会广场举行国民公约月会开始典礼。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致训词。他认为精神总动员及国民公约是我们抗战最大之武器，国民月会的组织是抗战民众之“精神堡垒”。会后就地举行了火把游行。各地同时举行国民月会。从此以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就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