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轰炸火烬尚存，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家们，就在闹市区都邮街一带的断墙残壁上，画壁画、刷标语：“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抗战！抗战到底！”5月4日下午，他们在敌机来袭的空隙，选定一长排东向的短墙，用白色涂料勾边，红色颜料填心，写下了“打倒日本侵略者”的醒目的巨幅口号，是让敌机官兵看个清楚！抗战中国首都不是狂轰烂炸所能征服得了的！
日机空袭重庆，目标集中在市区，特别是半岛尖端的旧城中心。所投下的100磅至500磅炸弹，以烧夷弹居多。而旧城多为竹木楼房，弹着即起火，火起便不可收拾，造成断电、断水，企图使全市瘫痪，令民众动摇。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著名实业家胡子昂先生，在集会上公开宣告：敌人企图以狂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吾人对各种原料，早有充分准备，足敷今后补充之用。退一步言，即便敌人能将自来水公司全部炸毁，亦不能断民水源。
重庆电力公司也表示：无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电力供给，绝不会断一日。水电工人更是冒着敌机轰炸杀伤，在灼热的瓦砾中，“以惊人的速度修复了被炸坏的水电工程。”
其它如金融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少鹤、汪雪松、康心如等，除主动捐款捐物救助被难同胞外，还宣布所属银行钱庄、商号店铺，“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以示绝不向日寇空袭屈服。
这次轰炸期间，正值重庆南开中学原订筹办校际运动会的日子。争论提到了校务会上：有说日机将继续飞来空袭，有的主张易地延期，也有人提议取消成议。
会议多数意见认为，战火既已燃到重庆，不能企望哪一天日机不来空袭，日后也无法预测一个日机不来的日期，而主张像前方战士一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如期举行运动会。
1939年5月6日、7日，南开中学按照筹备就绪的方案，在整修平坦的大操场上，举行了民国二十八年春季校际运动会。入场式紧凑而隆重，行进的队列有如军阵威武。张伯苓校长在开幕式慷慨致词说；敌人想威胁我们屈服，我们偏不怕他威胁，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要照着规定的去做！我们要干到底、顶到底！
按照日本陆海军航空兵《中央协定》的方针，日本空军在“航空进攻作战”时，“特别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日军在“五三”“五四”猛烈空袭重庆后曾广播海外，称蒋介石已趋避成都，国民党中央亦将迁离重庆。这时，蒋宋的行踪、命运成了敏感的话题。
1939年5月5日英国路透社自重庆发出的电讯稿率先对蒋介石行踪加以报道称：昨夜今晨，蒋委员长夫妇同往灾区巡视。委员长昨命市内一切公私车辆，一律供疏散人员之用。今晨各车辆奉命集中于一指定之地点。由蒋夫人指挥疏散扫孺。
目睹眼前一切，蒋介石称“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惨绝人寰的惨案。”他还从现场救护时发现：市民蒙难“虽惨不忍睹，可民众毫无怨言。”蒋介石慷慨论述说：“中华民族的正气，自古以来，都是在遭受异族侵略时迸发出来的。任何残忍暴行都不能使我们屈服。”
5月9日，中央社记者在当天的电讯稿中，报道了蒋介石再次前往被难市区视察的详情：记者适过其地，于蒋委员长去后即熟询民众，无不同声感戴委员长之爱护人民，有高呼“拥护救国救民之中央者”，有高呼“爱戴救国救民之领袖者”。同时戟指怒目，谓日人滥施轰炸，能毁吾人之身家，不能毁吾上下抗日之精神…蒋委员长之在渝劝谕民众，中央绝无移动之意。日人造谣技术于此可怜可笑。
就在这天，蒋介石出席了全国生产会议。会议主是筹建战时大后方的物资生产问题，蒋介石在其开幕词中，特地就日机连续空袭加以激烈谴责道：日人滥炸重庆市区，这种毫无军事价值的杀人放火，表现了日人的卑鄙无耻，但还要认清，日人是妄想籍此威胁我们的精神，毁灭我们的生产。
蒋介石呼吁与会代表暨产业界全体同仁，“咬牙切齿，加紧工作，克服困难，在血光与火光之中，锻炼我们的精神武器，建设我们的物质武器。”
5月16日，蒋介石就日机滥炸各地城乡的暴行，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愤怒斥责日机肆虐，“血债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书”；书告中肯地揭露日机猛炸我前线后方与平民宅区，“其目的不外乎三点”：其一，欲以不断的轰炸，威胁吾全国民众抗战之精神，希冀吾同胞向之屈膝投降；其二，欲以猛烈之轰炸，断绝吾同胞之生活，企图使吾同胞于流离失所之中，减少生产，影响抗战之前途；其三，欲以集中的轰炸，妨害我社会之安宁，妄想扰乱吾后方之秩序。
为击破日寇的毒计，蒋介石以最高领袖身分，责成受难地区当局“竭尽救护之责，以济吾同胞之不给，与助吾同胞之所不及！”同时号召全民，“倍增团结，誓死雪耻，亲爱精诚，共报国仇。”
中国抗战首都不屈服于野蛮空袭的坚强意志，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赞扬，英国《泰晤士报》在5月9日发表题为《重庆之屠杀》的社论写道：日机向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投弹，死者几乎全为平民，而死者中大多是由焚烧而毙命，如此大规模之屠杀，实为罕见，经过这次屠杀之后，日本也许会晓得，此种手段，不仅未能屈服中国，且只增加中国人民抗战之意志。
香港《南华早报》的社论分析日军“航空进攻作战”注定适得其反：日军企图以最迅速的方法结束战事，并籍以炸毁中国战时首都，以摧残中国民众之抗战精神。然而纵属如此，其效果徒足以再度引起伤感，悲愤，憎恶，以及
复仇之希望与引起中国还以颜色而已！
当年，寓居重庆的日本著名反战和平人士绿川英子写下了《在5月的首都》一文，愤怒抨击了日本军部的法西斯暴行。文中写道：在三日、四日，空中出现了银翅的魔鬼。嘣！嘣！嘣！你脚下，大地在流血，你头上，天空在燃烧……为了几千名死者，为了比这更多的孤儿寡妇，你在哭泣。你浑身在流血，但毫不畏惧。那些汉奸和侵略者们应该懂得，血的威胁丝毫不能使你屈服，而只会给你增添更强烈的战斗意志。
著名中国剧作家宋之的抒发了全重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们时，我们在他们烧焦了的尸身上，看不出恐怖，也看不出痛苦。活的人和死的人，跳动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我们和他们，只有一线相连，便是共同的仇恨。我们无需再承认我们的对手还是有着道德观念的人类！我们甚至无需愤怒！对于这种残忍的行动，任何感情的表白都是多余的。倘面对着恶魔，最善良的心也晓得应该怎样做：打死它，或是被它吃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度炫耀其“陆军”武运的传统威力，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其结果，是自京沪战事起，即不得不从速战速决的地面进攻陷入长期对峙的战争泥潭之中。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自1939年起，日本军部则转而仗恃其现代科技实力，组织“航空进攻作战”，企图“单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事实表明同样不能得逞。反之，饱受苦难的重庆人民，已不再对政府当局防空不力进行过多的指责，而把满腔仇恨集中指向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