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摧毁中国战时大后方西南地区的生产力，在1941年夏秋对陪都重庆进行了“疲劳轰炸”。在日寇“疲劳轰炸”期间，1941年6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

陪都较场口大隧道于1936年设计，抗战开始后建成。这段隧道在市中区十八梯石灰石路口附近，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约10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两公里长，中途分叉成三个洞口进出的大隧道。最多能容纳5000人左右，洞门很低，入洞后要下很深的阶梯，并转急弯。隧道内宽、高约两米多，惨案发生前，隧道内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还未正式使用。除两旁用木板钉成的长凳和每隔30、40米有一盏昏暗的油灯外，迄无其他设施。

6月5日傍晚，依据气象和当时日机空袭的一般规律判断，是不会有夜袭的。但午后6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日机20余架分批夜袭重庆，空袭时间长达3小时以上，这次空袭是该年内第一次夜袭重庆。市民一向是在白天躲警报，傍晚才从近郊返回。于是，闻警报后，来不及疏散的市民扶老携幼从三个洞口匆忙涌入隧道内。顿时，只能容纳5000人的大隧道，这天却涌入了近1万人。加之，天气炎热，隧道空气极差。适逢当时较场口专设补助警报信号坏了，换了两马灯。高挂的马灯从近处望去似红似黄，人们误认为是毒气警报信号的花球。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附近避难的群众发生误会，认为敌机临空。于是，洞外的人蜂涌入洞。就连维持秩序的防护团员、空袭服务队员也一哄而入。

晚上9时左右，日机在市区轮番轰炸。而隧道内，由于缺氧使油灯显得更加微弱，避难的人们感到浑身发热，呼吸困难，婴儿和儿童发出令人揪心的哭叫声。不久部份油灯熄天，洞内渐渐变黑，死亡威胁着每一个避难者。这时嘈杂的喧闹声、哭声、呼救声响成一片，人们不顾一切地往洞门口挤去。由于隧道的闸门是由里向外关闭的，汹涌而来的人群把大门挤得打不开。隧道内人们互相拥挤践踏，有的被踩死、压死，更多的是因空气中严重缺氧窒息而死。惨案发生后，当人们劈开木栅门时，看到洞内尸体垂叠几齐洞口，但见尸体你抓我扯，有的抱成一团不能分开，尸体浑身汗水如洗，衣裤撕得破烂两眼膨胀得很大，真是令人目不忍睹。事后据特种审查委员会调查公布的《审查报告》认定，死亡人数为992人（其中有儿童151人），伤近4000人。

惨案之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6月5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在议长康心如主持下开会决定：“（一）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政府迅速查明，报告本会；（二）肇事责任究竟属谁，应请政府严加惩办；（三）请市府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事件发生；（四）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蒋介石与参议员一起还前往事处视察，看望并慰问了死伤者家属。并下令组织特种审查员会，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晃铁城、民参会主席团成员张伯苓、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康心如三人为主席团，对死伤人数及原因进行审查。之后，审查报告指出起因：一为事前的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不良，其次为平时与临时管理无方。据此，蒋介石于7日亲下手令：“市内某隧道发生窒息惨案，以致避难群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去玩忽之责，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7月2日，刘峙被免去职务，另派重庆卫戌副司令贺国光兼防空司令，成立防空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陈立夫、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防空洞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谷正纲。

在善后工作中，“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对隧道死难家属中的鳏寡孤独，无人抚养者发放了赈金。老弱残废每人300元，失学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全市共发赈金11万元。

“日军大轰炸带来无穷的悲痛和辛酸，大隧道的窒息，千古仅有，惨绝人寰”。重庆陪都人民只要警报一解除，工人照常生产，商人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夜市如昼，一派战时景象。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得到国际友人高度赞扬，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尔在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时，热烈称赞重庆精神：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震奋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重庆之民气仍极高涨，市民亦孜孜不倦，实无足异。

面对日本的狂炸，中国反侵略运动分会决定发起全世界反轰炸大会，并策动英、美、苏、瑞典各国反侵略分会及德、意、菲、缅和南美等各国共同进行，对欧亚两洲遭轰炸国家作道义上的援助，对轰炸国家以有力揭露。会前，重庆各界召开筹备会，推定反侵略中国分会、慰劳总会等团体负责大会工作。

1940年10月15日，陪都各界在实验剧院举行声势浩大“反轰炸”大会。到会各界代表400余人，整个会场布置简单整齐壮丽：“文明的公敌”黑底白字的炸弹模型陈列会场，尤为刺目。蒋介石的特别题词“伸张公义消灭狂暴”八字悬挂主席台。另外还有大型驱逐机、中立自由神、中立战神等模型，象征建设广大空军，反对轰炸和侵略。下午3点大会开始，主席团由反侵略中国分会、国民外交协会等11个团体担任。于斌（宗教协会负责人）主席致开幕词，除对不设防城市之被炸表示深挚的同情与慰问外，主张积极提倡防空运动，以制止敌机滥炸，慰劳总会代会长谷正纲，以及王世杰、郭沫若等出席大会。谷正纲会长在讲话中指出：反轰炸必须反侵略；反轰炸不是怕轰炸；反轰炸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以实力答复轰炸，建设防空建设；加强我们的力量，坚持抗战到底。其他代表纷纷指斥日本空军滥炸平民是违背道德原则，阻碍文明的暴行；只有将轰炸暴行的罪魁、侵略元凶日寇消灭，世界人民才有和平。大会通过：（1）电慰前方空军将士；（2）电慰欧洲被炸难民；（3）电请美国迅即对日寇全部禁运，以加强对中国的积极援助。大会最后决议，筹备“大空军建设运动促进会”，以协助国民政府进行航空建设。

为了从舆论上宣传反轰炸，陪都各报纷纷登文或出特刊。如：《中央日报》登载了冯菊坡的《反轰炸大会的意义》、曹树铭的《反轰炸与反侵略》等。冯王祥将军发表了《发展我们之空军，答复日寇的轰炸》一文，积极呼吁英、美、苏三国采取制裁日本的措施，希望三国及世界各国公正的人们“继续从前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动员世界舆论，对日寇狂炸行为予以责斥，……帮助中国建立更强大的空军。”坚定了重庆和大后方人民反侵略抗战到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