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叔看到成芳没有回来，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他不敢在人多的时候问。想想也是，成芳还回来干什么呢？为了他的一句承诺和虚无的感情？

他在第二天逮住个没人的机会小心翼翼地问了正娃，正娃看着他那张充满忧虑的脸，犹豫了一下，改了口，“成芳留下了，她觉得老家好，不愿意再回来。”

可李叔叔从他那一闪而过的犹豫的眼神中看到了真相，他没敢再问。

回乡探亲的事大家足足讨论了一个多月，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一提起来总使人们按捺不住地热血沸腾。

像牛反刍一样，这些话题在反复咀嚼了无数次之后，大家心情终于渐渐归于平静，思乡之情暂时得到缓解，十年前被逼抛弃家园的伤痛在这一行人的探亲之后得到了一定的治疗，心头碗口大的伤疤结上了痂，人们干活的劲头更足。

崇文并不感觉轻松。

爹给他捎来的信尽管把家里的事说得风轻云淡，可是他知道爹一个人在家乡的孤独和艰难。他决定来年冬天亲自回去一趟把爹接来。

时间来到了1952年冬天，新村响应国家号召开始了扫盲运动，以提高国民素质。

镇干部让新村人以村为单位开展这项工作，本地人没人愿意来这个小村对他们进行扫盲。好在这个小小的移民村的识字率并不低，四大家族里极少文盲，只是其他村民需要学习认字。

这个时候李叔叔更怀念起成芳，她为啥不回来呢，她要是回来了现在就可以做一名光荣的老师，多好啊。他的心头隐隐作痛。

自从成芳走后他的日子就过得十分寡味，他不怪翠翠粗俗，从前的穷人有几个能识字读书的。

谢伯母主动担起扫盲任务，她组织自己的儿媳妇和女儿淑英，加上程医生的太太及女儿，把愿意学习认字的村民分成小组，利用晚上义务教村民们认字。

书本是上面免费发下来的，在她们看来是十分的简单，但对于村民们来说是太难了。

愿意学习的主要是妇女和孩子，为了不耽误干活，她们总是纳着鞋底来上课，这哪是学习的态度？

淑英提出用唱歌的方式来教她们，让会唱歌的女孩子先教会大家唱一首歌，再把歌词写出来教大家逐个认。

结果唱歌是挺积极，唱完之后愿意学写字的就很少了。女人们嘻嘻哈哈的根本不合作，还拿她开玩笑：“老师，圆房两个字怎么写呀？做了人家的小媳妇，你给小女婿纳了几双鞋啦？”

淑英羞红了脸。面对这样的学习态度，她得想其他办法。怎么办呢？

聪明的她又想到一个办法，

“大家把各自老家的地址拿来，这个你们得先学会认和写吧。”说完，她看着那些突然安静下来的脸。

“对对对，这个我们得先学会，我们回家去拿地址来。”大姑娘小媳妇们一哄而散。

很快，有人拿来了地址，她把陆续拿来的地址一个一个标注上对应的人，以免弄乱。

贵琴最后一个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可找到了，累得我。”她还喘着气，脸颊微红。

淑英接过纸条来，噗嗤一声笑了，越看越笑，越笑声越大，笑气在肚子里不断膨胀，最后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没法说话。

贵琴茫然地看着老师，她不知道她的地址有啥好笑的。

终于止住了笑，淑英把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字读了出来：“小七，几o5个。小五，几o3个。这是人家借你家鸡蛋的纸条。鸡是个错字，蛋是用一个圈代替的，这纸条写得，还挺考验智商的。”说完又捂着肚子一阵大笑。

全场哄然大笑，贵琴的脸涨得能红，像个下蛋的母鸡，她羞得无地自容：“他家经常来借鸡蛋……”。

淑英努力想控制住自己的笑，可是没办法，她只好擦着眼泪捂着肚子笑着快步走出去。

等笑够了，她才腾出嘴巴：“各位，你们看，认字是多么的重要，会写字，咱们才可以记很多事情，才能常给亲人们写信，要不要好好学啊？”

大笑变成了窃笑，大家都很坚定地“嗯嗯”地应着。

贵琴是学习最认真的一个，晚上学的字白天她再复习几遍，还主动向淑英请教。

三个月后结束学习时，她能写差不多六七百个字了。她感受到了识字的乐趣，原来认字是这么奇妙的事，像是一扇从来没有打开的门突然打开了，门里面神秘的花园是那么美。

“你也成了别人羡慕的文化人了。”给她颁发结业证书的时候淑英直夸她。她小心地把课本装好，“以后我会继续学写字。”听她这么说，淑英真心为她感到高兴。

新村的扫盲效果是相当不错的，由之前六成的文盲率降低到三成，年轻人中的文盲比例不超过一成。

文盲主要是老人，和中年男人。男人们知道认字是好事，可是他们爱面子，不愿意称他们看不太起的女人为师；他们更是主要劳力，没有时间精力去上课。

不过他们支持女儿或者媳妇去学；他们认为家里有个人能认字写信就可以了，不必非得自己亲自认和写。

这个隐患使他们一生都在付出代价。

对于淑英的扫盲成果，谢伯伯由衷地高兴和满意。识字和不识字是两个境界，识字的人更好教育，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通过这样的教育，新村人心更齐了。

1953年乡镇改为人民公社，这种村民之间的合作关系使这群人又恢复到先前逃难到关中那几年的状态。

实际上，自1942年冬天这群人在逃难的路上走到一起，他们就是一个高度团结互助的群体。人与人之间高度依赖，高度信任。

他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而苦难是粘合剂。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小村的组织形式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从来不变。

而人民公社的诞生，好像是为新村人量身订做的一套措施。经历了战乱、天灾之后，新村人一贫如洗，没有任何家庭发展的基础，资源共享，互相帮助就成了理所当然。

事实上，新村人在1942年逃难过来之后践行的就是资源共享，互相帮助的模式。他们提前十年自发地形成了人民公社的合作模式。当然，新村人的合作是在自由交易前提下，而合作社则是无条件合作，为国家的大建设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