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消息的成大海也从藏身地匆匆赶来派出所，一进门就急切询问女儿小秋的情况，同事把大体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同时让我取一份成大海的笔录材料。

笔录过程中，我问起成大海借款的原因，成大海也是一肚子恼火和怨言。“你以为我愿意借他陈平的钱啊，我好几个朋友都是找他贷款贷的，现在买卖也没了，人也跑了。但我有啥办法呢？厂子周转不过来啊。”

“银行贷款啊。”

“难啊，像我的这种小厂子，银行给的额度低不说，就是真同意放款，就他们那套手续和速度，等钱放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那现在你那‘黄花菜’还热着呢？”

成大海苦笑着摇摇头。

“他们砸玻璃、送花圈、泼油漆的时候，我也报过警，当时派出所也出了警，但没啥用啊，过不了多久，那帮人又回来了，还闹得变本加厉了！”

成大海说得没错，兄弟单位确实为了成大海的事情出过不下十次警，但无奈这些专业的收账团队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经验”，从不打砸贵重物品，也不暴力伤人。因而行为即便违法，公安机关也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最长15天的治安拘留，等到拘留期满，这些人便又卷土重来。久而久之，不少受害者怕遭到报复，遇事反而不愿报警求助。

（4）

现在情况最棘手的，反而成了高明。

对于他的行为性质，局法制科同事之间产生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四人的行为是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建议按照交通肇事对高明立案，由交警部门办理；另一部分人认为高明涉嫌故意伤害，建议先执行拘留，之后听取检察机关意见；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起绑架案，高明属于见义勇为，不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因此，高明行为的定性关键在于收账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但从审讯结果来看，四名“绑匪”既没有暴力胁迫又没有直接索要赎金，不但够不上绑架，甚至连非法拘禁都因时间过短不能成立。

最终，经过一番商讨，局法制科只能采纳了第一种说法，将高明移交交警部门处理。三个收账的小弟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当晚被送往市拘留所拘留。高明则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伤者的治疗费用。

临走前，高明委屈得不得了。“你说这事儿和我有啥关系？我就是想救人而已，搭上自家的车不说，还得另外赔给人家钱，冤死我了。”

成大海夫妇也对结果表示不满，成大海的妻子激动地说：“明明就是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要挟我老公给钱，怎么就成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了？”

同事解释了半天，高明和成大海妻子还是想不通，怪警察不通情理。“这么小的女孩子，真被他们带走了，万一出点儿啥事怎么办？”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先安慰他们说，高明毕竟是为了救人，交警部门在处理时会考虑这些因素，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实在感觉委屈，还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或者要求复议。

一行人听罢，也只好悻悻离开了。

送走高明等人，想起还有一名受伤的“绑匪”在医院躺着。我驱车来到市中心医院，负责看管的同事说伤者重度颅脑损伤，刚动完手术，送进了icu病房，情况不乐观。

伤者名叫刘大军，35岁，“两劳”人员，讨债公司“马仔”兼司机。

家属聚在医院走廊里，看装束打扮应该是市郊乡村的农民，刘大军的父母年近七旬，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言不发。老头见到我，站起来小心翼翼地问该怎么办。

我告诉他：“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处理，无论是涉及绑架还是交通肇事，双方都需要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老太太抹着泪说，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受这么重的伤，以后可怎么办。我问二人知不知道儿子平时做什么工作，老俩说只知道儿子给别人当司机，具体什么职业他们也不清楚。

我们找到主治医生询问伤情。医生说现在尚未脱离危险期，但依照经验来看，这么重的颅脑损伤，即便救活，人也废掉了。

同事感叹说这是报应，我也点点头。

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如期下达，判定双方同等责任。高明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同等责任，也就意味着自己免除了牢狱之灾。相关的赔偿也可申请由保险公司代为赔付。好在高明之前购买的保险保额较高，此次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代为赔付。

伤者经过全力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变成了痴呆，生活基本无法自理，更别提再去为陈平要账了。

陈平的其他小弟看到伤者的惨状，也都心生畏惧，暂时放松了对余款的讨要。成大海家为感谢高明的出手相助，东拼西凑为他送去了3万元谢礼，但被高明谢绝。

一场高利贷引发的冲突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警方再次对陈平一伙进行立案调查，试图从涉黑、敲诈勒索等方面着手打掉这一高利贷团伙。

（5）

原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但没想到，时隔一年，又生出了新的事端。

2013年11月15日清晨，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某公司有人闹事。

我和同事驱车赶往现场，刚到现场便看到这家公司的大门口挂着一条白色的条幅，上面用墨水写着：

“撞人不赔我家生活困难，为富不仁欺凌弱势群体。”

条幅下有不少人在围观，我们拨开人群走进公司大院，工作人员赶紧迎了上来。经了解，高明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而闹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受伤的要账人刘大军一家。

刘大军一家坐在高明公司办公楼的一楼大厅里，旁边堆放着他们带来的被褥、铺盖、衣物、脸盆、饭锅等一应生活用品。

“这是干啥？搬到这里来住吗？”我诧异地问刘大军一家。

没人理我，刘大军的父母依旧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一眼。刘大军傻呵呵地坐在地上，眼神呆滞，半张着的嘴角上挂着口水，头上有一块明显的疤痕。

高明从一旁走出来拉住我说：“警官，咱借个地方说话。”

我和高明来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下，高明开始向我讲述事情的经过。

事情还得追溯到上次高明救人的那起交通事故，事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刘大军一家未对事故责任提出异议，高明支付了规定的赔偿金之后，双方一拍两散。

但没过多久，刘家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知道高明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是“有钱人”，便开始转头找高明要钱。

开始时，只是刘大军的父母或者老婆来公司找高明，说家里揭不开锅了，让高明可怜可怜他们。高明不堪其扰，陆续三百五百地给过几千块钱，但后来发现刘家人没完没了，便拒绝再掏钱。

这下刘家人不愿意了，开始守在高明的公司门口、家门口，车来拦车、人来拉人，死活要求高明继续出钱“接济”。高明报警求助，警察来了把刘家人劝返，但警察前脚走，他们后脚又回来了。

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双方都精疲力竭。一周前，刘大军的老婆来到公司，跟高明说家中生活困难，希望高明能够一次性再补偿刘家一些钱，双方就此两清，他们也不来闹了。高明受够了骚扰，也想花点钱一次性把问题解决，便问刘家想要多少。

刘大军的老婆估计受了“高人”指点，只说要“救济”却不说数额，等着高明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