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着他们如果要个一两万，我直接给他们算了，但她一直不谈数额，等着我‘出价’，后来我都给到五万了，她还是不满意！”高明恨恨地说。

“你中圈套了，你知道为啥她不开价？”

“为啥？”

“这种情况她开口要钱，如果达到一定数额就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我们就能法办她！”

高明这才恍然大悟。

双方谈不拢，今天早上，刘大军和父母便搬到了高明公司的大堂里。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不服责任认定的话，可以去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我问高明。

“说了，但估计他们知道责任认定书提出复议的时限早就过了，去法院打官司也赢不了，白花诉讼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来找我要钱！”高明说。

我无奈地摇摇头，出门打算找刘大军父母谈一谈。

然而口舌费尽，刘大军的父亲始终只对我说一句话——穷，帮帮忙。

之后，刘大军的父亲便不再作声了。刘大军依旧傻呵呵地坐在一旁，仿佛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无关。

（6）

就这样僵持了一天，我联系公安局法制科，看是否能依法处理此事。法制科同事无奈地告诉我，按照现行法律，刘大军的父母已经年满75岁，即便行为构成违法，也只能裁定“拘留不收监”。

联系医院，要求他们派救护车到现场以备强制带离时的不时之需，但医院建议我慎重行动。刘大军的父亲是医院的老病号，有严重的心脏病，强制带离过程中诱发了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再联系刘大军所在村的村干部前来协调。村干部如约而至，好话说尽，刘大军父母不为所动，村干部无功而返。

眼见天色已晚，刘大军一家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找高明商量，先在办公楼里腾出个地方来让他们睡一晚。湖北的11月，已经寒气浓重。

高明不同意，担心一家人就此在他公司里住下。我无奈地说：“他们就这么睡在大厅里，万一夜里出个三长两短你真的就说不清了。”

高明想想也是，只好吩咐保安把公司的杂物室腾出来让他们暂时住进去。

回派出所的路上，同事说这事真的难办了。我点点头，一直痴呆的刘大军和他年迈的父母在高明的公司里要钱，而刘大军的老婆始终没有出现过，估计她担心自己出面闹事会被依法处理，所以一直不敢露面。

我协调村干部找过刘大军的老婆，她表示“静坐”是公婆的个人意志，她毫无办法。之后便拒绝同警方沟通。

刘大军一家就这样在高明的公司里住了下来，他们白天在公司办公楼大厅里席地而坐，晚上就回杂物间里睡觉。

高明虽然恨得要命，但除了一遍遍地报警没有其他办法。派出所民警出警后，也只能对刘大军父母好言相劝，到了这个年纪的人，法律的威慑作用已经大打折扣。

高明几次来派出所找我，试探着说过自己打算“想个办法”把刘大军一家“弄走”。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只能严肃地警告他，别做违法的事情。

高明愤然说：“刘大军以前不就是用那种方法找成大海追债的吗？”

“他这不遭报应了吗？”我说。

高明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7）

双方又僵持了一个多月，2014年1月初，一批日本投资商将要来公司洽谈合作事项，合伙人要求高明迅速解决刘大军一家的问题。高明一方面天天跑派出所，另一方面继续和刘大军一家交涉。

高明公司已经成了辖区的一处治安隐患点。几经考虑，上级部门协调城管、街道办、刘大军一家所在的村委会、市中心医院和派出所进行联合行动，全力解决高明公司的问题。

就在联合行动即将展开的前夜，高明突然打电话给我。

“警官，事情解决了。”

“解决了？什么意思？”我诧异地问高明。

“我说给他们20万，他们同意了。”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联合行动，你再坚持几天！”

“算了，算了，我服了这家人了，生意事大，我花20万买个平安吧。”高明在电话中无奈地说。

第二天，高明和刘大军一家来到派出所，我和同事接待了他们。刘大军的老婆也破天荒出现，拿到钱，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我却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这分明就是敲诈勒索，20万，已经达到数额较大了！小石（单位同事），别让他们走了，控制起来带走做笔录！”我不愿就这么放过刘大军一家。

“算了，算了，警官，我不报案行不行？我服他们了行不行？我自愿扶贫行不行？这钱算我送给他们家了行不行？”高明一看事态有变，一连说了四个“行不行”。

我怔怔地看着高明，刘大军一家也趁机急匆匆地离开了派出所。

“明天合作商就要来我公司调查，我实在不敢耗下去了。”高明苦着脸小声对我说。

我无言以对，心中为高明鸣不平。双方一言不发，高明给我点了一支烟。

“这好事做的，真他妈窝囊！”高明愤然地甩下一句。

“真他妈窝囊！”同事忍不住也小声啐了一句。

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我知道，同事的这句“窝囊”，多半是在说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