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哪能这样说呢！您是温和的人，您不能打他巴掌。”

我瞬间顿悟了之前没明白的可怕事情。

当孩子们应当接受教训时，承担教育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的责任，依我的性格而言是绝不可能的。我不能承担这个。难道我什么时候打过他吗？不，没有打过。我不会打他。那算什么？打死我所爱的女人的孩子吗？

“抱歉，”我说，“安娜·帕夫洛夫娜，请原谅，但我们的婚姻是乌托邦式的，我们会淹没在里面。因为我不能成为您儿子真正的父亲和教育者。我不仅不可以那样，就是揍他一次也不可以。”

我非常镇定地说着，脸上一丝肌肉也没有颤抖。或许，声音有些低沉，但我绝对没有颤抖。

她，当然，——哎！哎！说起爱情及诸如此类的事，不应该教训孩子。她说，他是这样好的孩子。

“可以，”我说，“没问题，但这将会很不好。请你们别固执己见。请果断一些。请记住，我不能打孩子，不能戏弄孩子的未来。”

她，当然，女人，当然，叫了起来，说我是傻瓜。但事情终究还是黄了，我并不惋惜。我处理得很高尚，没有屈服于自己的激情，没有牺牲孩子年幼的身体。

我完全把自己控制得很好，让她也先冷静下来，第二天我再来解释清楚。但，当然，女人不能接受。她重复说着：“傻瓜就是傻瓜。”这完全没有根据。

这一段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可以说——我很自豪。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因为我认为完全没必要回忆所有的事情。有什么用呢？把它们放到当铺里吗，还是要怎么着？

因此，考虑了实际情况后，我决定结婚了。

只是不和俄罗斯姑娘结婚，这办不到！应当学会推理——我们住在哪里呢？我直接问你们——哪里？在法国。那么要是住在法国，就是说，需要娶一个法国姑娘。于是我开始寻找合适对象。

我在这里有一个熟人。穆西尤·耶梅利扬。他不完全是法国人，但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知道一切惯例。

于是这个穆西尤介绍我和一个姑娘认识了。她在邮局上班，很漂亮。只是，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下，她的身材非常棒，很苗条，很修长，裙子合身得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哦，”我想，“事情真糟了！”

“不，”我说，“这个姑娘不适合我。当然，我喜欢她，但应该学会推理。这样苗条的、体格匀称的姑娘总是会给自己买廉价的连衣裙——她只花了七十五法郎。而她买了廉价的连衣裙，却还不能好好坐在家里，出去跳舞了。难道这样好吗？难道我是为了妻子跳舞才结婚的吗？”“不，”我说，“给我找另一种类型的人吧，胖一些的。”

您可以自己想想——很快就有合适的对象了。她个子较矮，但这样的，您知道吗？过于矮小的壮实姑娘，而且背部有脂肪，正如通常所言，不能找。但总体上也还不错。她也是一名服务人员。您不要以为，她是怎样笨拙的胖女人。不，她有鬈发轴，也有直发夹，瘦姑娘有的她都有。只是，当然，她无法买到合适的裙子。

所有这些都考虑好后，我，那么，就坦诚告诉她应当怎么做，也就是前往市政府注册结婚。

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她想要新的裙子。她要新的裙子，我非常乐意地说：

“当然可以，有看中的吗？”

而她微微红了脸，随意回答说：

“我不喜欢做好的，不太合身。最好给我买有蓝色花朵的料子，然后找人做。”

我非常乐意地亲了亲她，就去买了。但我好像买错了，选了最不合适的颜色，好像是浅黄色的，就像是马的毛色。

她有些失落，但还是谢了谢我。不能不这样——这可是第一件礼物，不这样的话可就没法再来往了。她也明白自己的路线。

而我对一切都很满意，建议她找个俄罗斯女裁缝。我很早就知道她了。她要价比法国女裁缝高，但缝制出来却是如此差。她将一个女顾客的领子缝到了袖口处，还为自己辩解。瞧，这一设计师给我的姑娘缝制了裙子。她不能直接穿着去看戏剧，实在太可笑了！浅黄的小母牛，就像是这样。而她，可怜兮兮的，简直要哭起来了。她改做了衣服，重新染了颜色——但一点儿用也没有。于是就这样把裙子挂在钉子上，而妻子则坐在家里。她是法国人，她明白，不会每个月都缝制裙子。我们就这样过着安静的家庭生活。我非常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应当善于推理。

我教会她做肉馅儿的菜卷。

幸福不会白白到手。应该知道，为得到它得准备点什么。

而每次，当然，即便想要，也并不总是能够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