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偶然在梦里与德国间谍相遇?在梦里签订了出卖祖国的合同?
梦?
梦中之梦不常有:却需要——调动一切有意识的力量;但是我将自己所有的梦沉睡了已经一年(有时我在梦里能够精力充沛);显然: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官员,就像任何一个有意识的“密探”,就是个神秘主义者。他得知我的无意识性之后,与我会面,对我这个在总星司令总局“睡觉者”感兴趣,从我的内心倒出他所需要的一切,悄悄地给我的内心塞进“星的”金子,没有重量却以和平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心境的清脆声音响彻我的全身:我是和平主义者,翻译成英语就是“和平”,我们得到:下流与和平主义者意味着:为非作歹的人。
我,醒来时,当然,记不得进行的收买;记得那个英国人,反侦探局主任——入定;并告知应该到哪里去。从那个时候他们放我回去,对我进行监督;那个像耶稣会会士的人陪同我:在火车上、在浓雾弥漫的巴塞尔、伯尔尼、苏黎世的大街上;他们派我去取分给山民的定额的冰水;我在山下的小酒馆里遇到他,他从悬崖缝里走出来;他尽量让我明白,没有可能欺骗他;他给我使眼色:
“是,是,是……您从多纳什来……居住在德国边界附近……离前线十五公里……”
在许多城市里:戴圆顶礼帽的黑发男子总是死乞白赖地纠缠,住在我的隔壁;我想,我觉得这一切,一切在这里、在领事馆已经显而易见了。那个最后几年竭尽全力地收集关于我一大摞档案的人,在其中故意歪曲事实,顺便将这些材料带到这里;这就是他们为何在这里等我;陪同我到英国。
在领事馆舒适的房间里,我突然被于斯曼和斯特林堡小说里的痛苦所缠绕;我还来不及投降:门就被噼里啪啦飞快地打开;怒气冲冲的、脸色苍白的朋友,颤抖着嘴唇,出现在门里面;他的背后冒出那个“福尔摩斯”;不给时间与朋友语言交流;我与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审问短暂:他只要求从瑞士警察局带来许多文件;带着冷淡的语气审问无希望的、被判处枪毙的罪犯们;对待我也是这样,好像我——不曾是我,而是某种炸弹,应该更加小心翼翼地拆卸掉;或者:好像引领“日耳曼人”到星的肉体——稀有物质种类,这种物质分担着盟友的所有战争计划;我变成了“日耳曼风格”的危险传播者;我的潜意识渗出“日耳曼精神”:“不曾是间谍”,更糟糕的是:我曾是“超间谍”。
对朋友来说,正如我后来了解到的,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恐吓的手段;这就是简短的对话片段:
——“在阿尔萨斯边界旁、瑞士偏僻的村庄、在巴塞尔附近,您究竟做了些什么?”
说:我在约翰大厦工作——曾精神错乱(他们认为,约翰大厦的混凝土底座是由德国出资、由密探建立的碉堡);朋友回答(也说得对):
——“在‘图书馆’工作。”
——“研究哪种问题?”
——“研究文艺复兴……”
——“这与您的职业有何关系?”
——“我放弃了职业……”
——“那么,您以什么为生?……”
——“教书。”
——“教什么?”
——“俄语。”
——“请说出,教谁?”
——“俄罗斯臣民的孩子们。”
——“为什么要教他们、俄罗斯人,俄语课?”
——“怎么是为什么?哎呀——就是俄罗斯文学!”
——“就算是这样。那您太太的姓名?”
朋友提到的那个姓名,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普通的姓:“贝尔格”。
——“她——是德国人,”——“福尔摩斯”兴高采烈地喊叫,“您撒谎!”
——“您怎敢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请向瑞士警察局出示证件,第一,是这样的——俄罗斯臣民的证件;第二,您授课的费用是多少;第三,出示您在巴塞尔图书馆管理部门的证件,证明您在研究文艺复兴——某个时期。”
对话就这样结束了;对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我们作为被横加侮辱的人,从领事馆走出来。
我们不是回俄罗斯,而是应该返回。似乎:反正落到他们手里;不是简单的,而是小心翼翼的样子;只是以特别拷问的形式给我们“自由”;不值得将我投到监狱(用毒药);也不值得绞死——俄罗斯报刊会起来造反;而且——失败者将兴高采烈;不:“戴圆顶礼帽的黑发男子”轻而易举地会将我从轮船上抛下;例如:在到卑尔根的行程中;如果就在这里不成功,还剩下:挪威;时间很多;可能,放行到俄罗斯;要知道他们知道(从自己的办公室用星管透视我的花白头发的先生开始,到包括密探在内的),他们知道:我不会将铁道桥梁炸毁。
那个等待我们的耶稣教会教徒坐在火车站;他就像坐在领事馆的房间里一样,坐在我的对面,开始向我使眼色:
——“哎呀,你——被捉住了。”
——“现在你被派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们关心你。”
——“你,恐怕是,在俄罗斯你读了太多的关于大不列颠制度的公开讲稿;为非作歹之人、肮脏的间谍、‘德国佬’的仆人:你,你——毁坏了所有的教堂,诋毁了基奇纳。”
还在很久,在莫斯科的街道中,被一种倾注某人的理念所笼罩。
“他们”
在几个月内,当我在莫斯科舒适的床上醒来时(在讲课、诗歌、“读者”和诗情音乐会之间,传言说,非常需要教堂、尼基塔长老、神甫弗洛连斯基,以及在美妙剧院扮演小丑的演员切博达耶夫——都是启示录的重要现象),我想到了英国:想到纽卡斯尔、伦敦,法国的勒阿弗尔和瑞士的伯尔尼的领事馆,在那里汇报自己时填写的表格,遭受了最高贵先生、密探……以及令人厌恶的坏蛋们的审讯;所有国家和各民族的“福尔摩斯”关注我的自我签字证明,证实我……可以……还不坏……我正常存在,甚至……相反——在俄罗斯我有权对特异的关注提出申诉——对这些证实——夏洛克、密探、军官们、英国最文明的三个部级官员、警察、宪兵、行人和车厢偶遇的谈话者,他们用毁灭性的眼光打量我,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以至于变得明显:为了得到去克里斯蒂安尼亚的票:在英国监狱里我给自己拿到自由的黄票。
当我在莫斯科舒适的床铺上醒来,我一下子跳起来,面向莫斯科的四壁提问,因恐惧而颤抖:
——“你真的不是间谍?”
——“在德国的瑞士那里居住时……”
——“听到了阿尔萨斯的炮声……”
——“你——就是间谍……”
——“在浓雾弥漫的勒阿弗尔他们就向你暗示了这;在浓雾弥漫的伦敦……”
——“飞旋的探照灯光照亮了整个天空,在天上、在‘伦敦塔’、在伦敦上空旋转着,寻找你;在水下寻找你,用水雷准确地瞄准在波浪中行驶的‘加康’号轮船,在那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依靠在船舷,想起了自己的奈丽;当从你潜意识流里挖掘出自己的第二号履历时,你亲自瞄准自己。”
履历?
我填写了十次行程的表格,上面有查明我出世的年月数字;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的日期;在这些日期里没有真正的第二号履历;而第一号履历以隐藏人的灵魂的细小事件指明我的人的生活实质(这是间谍所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