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1

国内战争结束了。一个中年女人走出一栋老式莫斯科小屋的栅栏门——房子年岁久远，灰浆剥落，露出了圆木——往街上看去，看丈夫有没有回来。他早该回家了：他已经离家6年，音讯全无。

现在的日子渐渐好过些了。女人从莫斯科苏维埃得到了一些帮助——给她自己和一对双胞胎。最近还开始有肉供应，母亲可以煮给孩子们吃。

“吃点牛肉吧，”她说，“咱们现在可以多活些日子了。”

可是那对双胞胎，八九岁的一儿一女并没有马上适应能吃上饱饭的生活。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总是躺在床上打盹，相互取暖。他们从浅睡中醒来，吃了一点东西马上又闭上了眼睛，为自己将来的命运下意识地保存着生命。

他们的父亲还是没有从战场回来。母亲总是徒劳无益地走出栅栏门去迎接丈夫。她已经得知，邻居家不少人都回来了。厂里的起重机司机古斯塔夫·李斯特回来了，他上过土库曼前线；模型工库利科夫也出现在街上，头上缠着绷带，身上穿着军大衣；修理厂的冲压工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科尔帕什尼科夫已经病怏怏地在家里躺了3个月。可是没人见过她的丈夫——她问遍了所有人——战争规模浩大，常有人在那里不知所踪。可是咨询委员会告诉她，伊万·尼科季莫维奇·波尔特诺夫应该还活着。于是她就去车站守候来自东西南北的列车。她去了各个火车站，看着身边成千上万的人从战场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和空荡荡的工厂里。

波尔特诺夫的妻子已经习惯于接不到丈夫，独自往回走。孩子们在家里睡觉，屋顶的烟囱没有冒烟，而邻居家烟囱里的烟却一阵密过一阵。人们在取暖、做饭。多年的分离后，他们又重聚了。

冬天来临，莫斯科银装素裹。月色映照着整洁的大地和重又喧嚣起来的城市街道。波尔特诺夫的妻子和往常一样去火车站，上军事委员会，干家务，对自己内心的痛楚已经习以为常。她决定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留给丈夫的只有流了又干的泪水。

冬日里的一天，她拿着一些面粉和布料回家。天色已晚，各家的窗户里都亮起了灯，生起了炉子。她家那栋旧房子的烟囱里也冒出了温暖的烟。波尔特诺夫的妻子看见这股烟——先是吓得停住了脚步，不知道是谁点着了炉子，然后惊慌失措地走回家，打开了自己房间的门。

房间里，敞开的炉门前，一个人坐在倒扣的桶上，点燃了一小堆火来取暖。他脱下了靴子和衣服，只穿一条黄色军裤，裤子膝盖下面系着绳子，绳子上挂着一个自制的木勺。木勺一直挂在那里——生活、打仗，甚至在这个人睡觉的时候。来人肚子以上身体裸露，能看见几处愈合的伤口疤痕和骨头断裂的痕迹。可是因为身体受伤而退化的生命物质，却在完整的皮肤下面聚集成堆，凝聚起力量，外在表现为石头般的小丘和坚硬的物体——因此，此人的身体像是被翻耕过的死气沉沉的大地，无法抚平，无法拥抱。尽管他全身肤色暗黑，尽管伤病和风雨留下了斑斑印迹，但他隆起的乳头下面，用刺激性的化学物质书写的签名依然清晰可见：装甲坦克部队伊万·波尔特诺夫。

也许，这就是正低头烧火的这个人的证件。艰难的岁月使他毛发稀疏的脑袋上已经秃了顶。此外，左边脑袋还被烧得露出了骨头，长不出头发。面孔大而沉默——谈不上美丑，与常人无异，只是像婴儿一样，丰满平静，双眼迷茫，面无表情。

波尔特诺夫把一根细柴放进火里，站起身，默默地向妻子走去，局促不安地站到了她面前。女人回忆起了曾经的幸福，放下手里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抱住了丈夫，久久不肯松手。她用自己的胸口感受到了他身体里的小丘和千疮百孔的伤痕，感觉到了他那战胜了一切死亡的力量。

她现在一刻也无法离开他，贪婪地呼吸着丈夫身上温暖的气息，对他的归家永远心怀感激。

波尔特诺夫的视线越过妻子头顶，看了看快燃尽的壁炉，等着身边的妻子回到现实。他爱抚地碰了碰她的后背，摸了摸她低下的头，不经意间发现妻子消瘦的身体变得冰冷，头发也在凄苦的等待中日渐稀疏。归来的红军战士又看了看仰面睡在床上的两个孩子。他们在没有记忆的梦境里微睁着孩童那忧郁的双眼，没有力气闭紧眼皮，也无力苏醒。他们的父亲为他们赢得了未来生活的荣誉，而他的孩子们躺在永久安宁的前夜。于是，归来的波尔特诺夫离开妻子，在两个孩子中间躺下，一解多年行军打仗的疲乏。他把双手放到孩子们身上，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他的妻子还没睡。她烧旺了炉子，开始准备明天的餐食，照料酣睡的家人，给他们盖上被子。莫斯科上空下着大雪，把房屋与大地都裹进了自己温暖的身下。各家各户的灯光都一直亮到了半夜，人们畅谈、饮食、休息。胜利结束了战争，点燃了炉子，点亮了灯。

2

波尔特诺夫一家添丁了——一年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像战争和革命开始前一样，波尔特诺夫重新在桥梁构件厂上班。妻子在家做饭带孩子，料理家务。一对双胞胎不再打瞌睡，他们挺过了吃不饱饭身体孱弱的日子。曾经寂寞的童年现在充满对这个新奇世界的幸福感受。

波尔特诺夫上白班时，每天晚上都睡在孩子们中间，在他们脑袋上方张开双臂，像是在保护他们。对于已经到来的和平，他还将信将疑。夜里他会走到外面，听远处货站里哨兵发出的稀疏的枪声，为整个国家的虚弱而心痛。

有时，厂里压缩机电机的电压会急剧下降，波尔特诺夫就凶狠又伤心地用双手抓住驱动皮带，帮助机器前进。机器停下来的时候，他狂怒却又一言不发。工厂的支部书记，或者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几乎每天都来找波尔特诺夫：从莫斯科南边和东边出城的列车都沿着几乎是涉水临时搭建的枕木通过河流和低谷。因为桥梁的桁架被炸毁，翻倒在河谷里。没有压缩机，不能压缩空气，桥梁厂就无法施工——无法进行铆接。

“你有孩子吗？”苏维埃代表问波尔特诺夫。

“有几个。”空压机机械工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要爱护他们，让气泵正常工作——由于库尔斯克铁路上两座桥梁被炸毁，运送木柴的列车无法运行，土豆也冻坏了……”

“哪怕土豆皮能运进来也行啊！”波尔特诺夫说。

一天值夜班的时候，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来找波尔特诺夫。一整夜他们都在检测气压表，听钻头的歌唱和空气锤战斗般急速地工作。可是到了半夜，电压下降，压缩机忧郁地发出喘息，缩短了进程：波尔特诺夫用双手抓住电机碳刷，让它们少冒火花，以免白白浪费电流。他站在铁板上，高压穿过了他的身体，可他并没有感觉到致命的电击，只是有轻微的不适，人为地节省了因多余的小型放电消耗的能量。

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拿起电话与电站通话，下令关闭几个抽水泵。正当电站工作人员诧异的时候，主席说：

“没事，现在地上还有雪。就这样！早上我到你们那边锅炉房来。”说完就挂了电话。

他俩又开始在车间里操作压缩机。当气压正常的时候，两人就点起用捣碎的植物裹的烟卷，会意地对视一眼。

早上，波尔特诺夫回到家时，新出生的孩子夭折了。母亲把他捧在手里，默默地端详，想永远记住他的模样。她从小贩手里买了一小把干蘑菇，混着小麦熬了粥。两个大孩子喝了粥，呕吐了好几次，虽然难受但保住了性命。可是最小的孩子却中毒身亡。波尔特诺夫什么话也没说。他把冰冷的孩子靠近自己的身体，用红军大衣蒙上了自己和孩子的头，在黑暗中一直躺到了傍晚。他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入土，自己却继续活着……多少次——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战场上——他都感到自己是个行尸走肉，痛苦与折磨冲淡了他的理智。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忍受讥笑和死亡？不，不能如此！

夜里，波尔特诺夫又站在压缩机旁边增加电压。他用裸露的双手抓紧电机碳刷，清理上面的集电极，却并没有感觉到电击。他双脚站立，偶尔会在一瞬间睡着，在梦中哭泣，醒来擦干不知什么时候流出的眼泪。20世纪初安装的旧马达一头撞击着转轴，使轴承发烫。可是机油早已耗尽，连重油都没有了——人们用蜡烛和旧棉纱里挤出的残油润滑轴承。波尔特诺夫甚至往抹布里擤一把鼻涕塞进机器，为的是让里面能有一点黏稠物。

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几个波尔特诺夫并不熟悉的人参加了他儿子的葬礼。主席和波尔特诺夫轮换着把棺材抬到了墓地。他告诉所有的同路人，近日将会在区里开设一家示范托儿所，因为在每个被埋葬的孩子身上，我们都葬送了自己的未来，消灭了革命。

这个中年布尔什维克还走下墓穴，用双手接过小棺材。

“我们的情况已经明了，”他站在大地深处说，“可是他们的情况还不清楚：也许比我们更好，更纯粹！就这样吧，同志们，让我们继续生活。”主席爬出墓穴，“没关系，还会有孩子在我们这里出生。”

3

孩子的确又生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波尔特诺夫生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大的一对双胞胎——谢尔盖和玛妮娅——已经上了学。在学校里吃得更好，还给他们发了衣服和鞋子。幼年时只有一件围兜穿，为了忍饥挨饿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睡觉的情形没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任何印迹，因为大自然不记得自己的灾难。他们已经远离了童年。他们自己也急于摆脱童年，希望时间过得快一些——童年令他们恐惧。

父亲偶尔带他们去厂里。第一次去是在新压缩机投入使用的那天。小而无用的旧机器摆在车间正中，等待天车来把它吊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