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部首先于1937年8月27日，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规定了抗战时期办理各级教育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为：战争发生时，全国各级学校及其它文化机关，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之训练，应为求切合国防需要，但课程之变更，仍须遵照部定范围；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应尽可能设法容纳战区学生。此外，还就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确保教育经费用于战时教育等问题作了系列规定。这对于战争初期教育的正常进行提供了保障。
但是，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当时教育界部分人士强烈要求尽快实施战时教育以适应战时需要。武汉大学学生在《为要求实施战时教育上师长书》中强烈呼吁：“中国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再不容我们进行学究式的研究了。”显然，面临紧迫的民族危机和残酷的战争环境，教育应该怎样适应战时的需要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
教育界有部分士提出接“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组支停办，使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龙其是对于高等教育的争论，分歧更大，教育家龙冠海在《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一文中指出“现在的全国大学与专门学校全都应停止在校上课，分散到全各都市与农村去从事实际地服务工作。可以把全国的都市与农村分为多少区域，而指定为某大学的服务区，一方面上课，（不限于课堂式的上课），一方面做实际工作。以民众为对象，以本区的社会情形为教材，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如学化学的师生从事军用品的制造，学物理可用来从事道路、桥梁和防空设备……。”
还有人认为，战时高等教育应打破课堂教学，而代之以导师制。“导师是一位或几位教授，带了一群学生亲自参加抗战前方或后方工作。每天的工作单元就是教材的单元师生每天除实际工作之外，抽出一、二小时作为理论探讨，并指定学生参考书”。
以上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废弃原有的正规教育而专办应付战时需要的教育。另有主张战时教育的人士则不同意变更正规教育体制的看
法。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认为：“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智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术的研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接了当地改为军事学校。”他不主张轻意派大学生上战场。他说：“一个大学生去当兵，其效果不及一个兵，反之，在科学上求出路，其效果有胜于十万兵的时候。陈花汪先生认为战时教育，“乃是就原有正规教育加以整理、充实、改进、扩充。创造新的机构、新的内容、新的方法。”
教育是关系民族兴衰的千秋大业，在困难当头的战时，更宜统筹全局。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当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真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
可见，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已定下战时教育应以维持正规教育为主，而辅之以一定临时措施以适应抗战需要。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3月，陈立夫在重庆就职，随即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表明他对于教育问题的主张：
（一）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及各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二）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三）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四）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并颁布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教育的任务，其内容如下：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于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
为了实施抗战建国教育的总纲领，这次大会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制订了抗战期间发展教育的九大方针和十七个要点及发展教育的具体政策。
九大方针是：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对于吾国文化固有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与生产之急需；八、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于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国情；九、各级各类学校并谋平均发展。
在17个要点中规定：“现行学制大体应仍维持现状，”“酌量变通或予以弹性之规定。”同时，就各学校的迁移设置，师资之训练，各大学以及各院科系以及中小学科目、训育标准、体育、管理、教育经费、行政机构、全国最高学术审议机关、留学制度、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教育与国防及生产建设事业的沟通与合作等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加以了系统的规定和说明。上述九大方针和17个要点，构成了战时正规教育纲领。整个抗战期间，教育部颁布的各项教育法令、法规和条例，均以此为依据。
随即，教育部制定了各级各类教育的实施目标和教育对象；又根据整理和改善教育的17个要点，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其中，《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规定了幼稚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专科教育、大学教育、研究院、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和招生对象。例如，大学教育，就规定为：“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的教育。其学院的设置，应以国家的需要为依据。”而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实施方案》则就各级教育的学制；各类学校师资、教材课程与科系、训育、体育的配置；各级学校的管理、经费、建筑设备、行政机构、学术研究及审议；留学制度、女子教育与家庭教育、边疆教育与海外侨民教育、社会教育等的具体运作实施，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综上可见，《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和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实施方案》实际上是战时正规教育路线初步确立的标志。
1939年3月，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建国时期的教育实施方案，以确立抗战期间我国教育的基本路线。与会三百多人，全系国内教育界著名学者、专家，蒋介石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训词中进一步阐发了“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他在训词中，首先开宗明义地指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尤为强调：“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为此，他明确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正规教育制度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的方法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意思，认为解决之道是很筒单，我这几年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我又说：“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我们若是明了这一个意义，就不会有所请平时教育和战时教育的论争。因为我们过去不能把平时当着战时看，所以现在才有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着平时看，这两个错误实在是相因而至的。
关于“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意思，《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作了如下解释：教育要循常规，不分战时平时。……惟有战时作平时看，所以能沉着迈进，坚毅不拔。象那种张脉债兴和“病乱投医”的办法是最危险的，而且会害人害国戕伤民族的命脉。也惟有平时能作战时看，才能紧张积极，有备无患。以刚健严整的学风，陶铸出活泼进取能自卫卫国的现代国民。
蒋介石还说：“我们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我们在各部门中需要若千万专门的学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技工和技师，更需要几百万的教师和民众训练的干部。这些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供给，这些问题都要由我们教育界来解决的。”
上述谈话内容表明，“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教育思想，是着眼于战时和战后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提高国民的智识水准出发，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必要方针。“战时要当平时看”的办学方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广泛接受对于抗战时期重庆及大后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