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面临危急存亡之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平、津，就将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学校炸为废墟。“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愈加对各文化教育机构狂轰滥炸。随着日军的大举进攻，战火迅速蔓延到华北、华东、华南及华中地区。日军益形变本加厉地轰炸我高等学府。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等几乎所有战区高等院校都遇到日本空军的密集轰炸。中国的文化教育更是遭遇了亘古未有的空前劫难。

在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年，仅高等院校的财产损失就至少在41712763元以上，师生员工死伤和失踪者达116人。加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黄海化学工业社等主要学术机构的损失，以及各战区文化设施的被焚毁、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所受损失的详细程度是难以统计的。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其中以我国高等教育所受摧残最为惨烈，“战前百零八所专科以上学校，总计受战事影响而不能在原地开学者有九十四所之多，占总数的87%，其未经迁移者仅十四所耳。受影响之学校校舍设备或受敌人强占或摧毁，其损失可计值者约达四千万元”，“而员生流离转徙，不遑居处，而设备欠缺，图书损失，教学与研究之进行，困难孔多，精神上之损失，尤不可以数计。此种学术文化上之浩劫，实为中外空前所未有。”为了保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脉，必须将高等院校尽快迁往西南大后方。

紧迫的民族危机把在重庆刚刚起步的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推到了历史的前台。1929年秋，刘湘创办了重庆大学。到抗战前，重庆大学已先后开办有理学、工学、文学三院七个系，有教职员118人，其中，教授34人，讲师25人。1933年建立了乡建学院，1936年改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有两系，主要致力于民众教育。193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在重庆北碚成立，下设生物、理化、地质、农林四个研究所和博物、图书二馆。到抗战前，重庆已拥有大学两所，专科学校一所，公私立中学30所，小学达100所。重庆的近代教育已初具规模。当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摧残我教育文化时，重庆大学的学者吁请“从事平、沪、宁高等教育诸先生……当此沪上烽火方殷之际，……能到内地来从事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也训令战区高等院校向西南内地转移。重庆作为择定的战时首都，因而成了战时高等院校内迁的主要去处。

抗战初期，战区具有爱国热忱的师生和教育家，进行了我国教育史上最具深远影响的教育中心由东向西大转移。

其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9年。此际迁往重庆的高等院校计有20所。“八·一三”战役爆发，原设首都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率先举校迁渝，于1937年10月在重庆大学内建成校舍开学，揭开了抗战时期高等院校内迁西南的序幕，随之，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初迁万县，后转迁重庆。因路途艰辛，图书仪器损失殆尽。嗣后，奉教育部令停办，随校来渝师生并入中央大学有关院系。1938年，又有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私立东吴大学、蒙藏学校，国立中央职业学校，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私立复旦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和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迁来重庆。1939年，复有国立江苏医政学院（私立南通学院医科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合并后迁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国民政府军政部陆军大学及国立上海音乐学院迁来重庆。

第二阶段是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又有10所高校迁渝。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原先迁入各个租界的高校又相继西迁。原留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私立沪江大学、私立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与原迁昆明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原迁广西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原迁昆明的国立北平与杭州两所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贵阳医学院和私立朝阳学院，又相继迁来重庆。

第三阶段，是自1944年夏，日寇发起豫湘桂战役，侵入贵州，兵抵独山之际。随战线后撤，原迁入贵州的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杭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散居广西的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和云南大理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共六所高等学院又陆续迁入重庆。

上述高等院校迁渝，主要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根据国民政府建立以重庆为后方基地而有计划而迁入的，这以中央大学为代表。据关于当时任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传记资料》载：“民国二十四年冀察事变时，罗奉蒋委员长电召赴成都，途经重庆盘桓三日，留有印象。”罗家伦在会后，又专程到重庆实地踏勘，见重庆依山傍水，山川形胜，遂定下来中央大学迁渝的计划。1936年春，罗家伦见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必将一战，故预制了大批木箱以备日后迁校之用，1937年7月中旬，罗家伦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议，并向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建议，把东南沿海的几所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西迁重庆，蒋介石批准罗家伦的建议。“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罗家伦即以函电催促师生返校，庄严宣布，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存国家高等教育命脉，中央大学即迁往重庆。8月底，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连同航空教学使用的风洞实验装置都迅速装箱启运。

中央大学内迁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鼎力相助。四川省主席刘湘积极帮助解决迁校中的实际问题，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慨然允诺将学校的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无偿运入重庆。重庆大学更深表接纳之忧，将本校松林坡一带供中央大学营建校舍由于预先布置周密，加之各界大力支持，中央大学得以于1937年10月中旬迅速迁至重庆，并于42天后建成校舍随即正式复课。罗家伦曾回忆到：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说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个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供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

中大迁校的成功，还体现在各级教职员工对保护校产的高度责任感。1937年11月底，中大广大师生安抵重庆，日军也逼近南京，农学院饲养的供实验的家畜家禽装船已不可能，决定放弃这些动物。但中大畜牧场职工在王酉亭的组织和领导下，将全部的马牛羊鸡犬豕等家禽家畜用民船装运过江，沿皖中及豫南鄂西、山区步行，两年始达宜昌，于1939年11乘船抵渝。罗家伦晚年在台湾写的回忆录《逝者如斯矣》中写道：“我见到它们，就象异地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一面心中喜悦，一面也燃起胸中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当我在沙坪坝街中大畜牧场看到它们时，我的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了。”其情词真切，中大教职工保护校产的赤忧跃然纸上。

然而大多数学校的转移则无统一周密的迁徙计划，以至仓促决定，几度播迁，辗转来渝。其中，如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原在北平，初迁牯岭，南京陷落后，溯江而上迁至湖南沅陵，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合并。1939年1月又经贵阳迁至昆明。1940年秋，因越南形势紧张，复由云南迁川，定居于璧山，1943年复又迁往重庆盘溪。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初迁安徽电溪，后迁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又迁浙江西部，贵州等地，1944年迁渝后，无法维持原有办学规模。于是，并入东吴、沪江法商学院。合办东吴、沪江、之江法商工学院夜大学。湘雅医学院先由长沙迁贵阳，又由贵阳迁渝。当从贵阳迁渝时，由于时间急促，图书设备难以马上装箱运走，加之交通工具缺乏，故损失修重。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自南京先后迁长沙、桂林、龙州；又经越南河内迁昆明。1940年底，再由昆明迁来重庆北碚。这类学校辗转播迁，教师，学生不断减少，各种仪器设备和图书几乎损失殆尽。

迁渝的高校主要集中在沙坪坝、北碚两地。迁入沙坪坝的高校共有14所，北碚5所。其余则分散在市属各区县市区2斤，南岸2所，南泉1所，九龙坡1所，江北3所，巴县2所，江津2所，璧山3所。共35所（其中包括大学7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2所，专科及专科以上学校15所）。约占战前高校总数的32%，占内迁77所高校的总数的455%。

从迁渝高校所设置的专业学科来看，计办有或专办文科的有学校5所（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东方语文专校、蒙藏学校）；办有理科的有3所（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办有或专办社会科学的学校12所（中央政治学校、蒙藏、朝阳、东吴、沪江、南开经济研究所、华侨、立信、北平管理学院、中大、复旦、武昌中华大学）；办有或专办专科的学校有7所（中大、交大、唐山、中央工校、吴淞、华侨、之江）；办有或专办医科或药科的学校有7所（中大、上海、苏医、贵阳、南通、药专、湘雅）；办有专办师范或体育的学校有5所（中大、北师大劳作科、苏教、国术体育、两江）；办有或专办农科的学校有2所（中大、复旦）；专办艺术类学校有3所（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国立音乐学院）；此外还有军事院校2所（陆军大学和兵工专科学校）。

内迁的高等学校来渝后，完成了我国文化教育心由东向西的战略转移，是建成以重庆为陪都的中国战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高等院校的迁渝，还改变了战前我国教育的不平衡分布，奠立了战后中国教育的合理格局。这对于培养战时紧急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和战后中国的建设人才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此行文道：“内迁各级学校，抗战期间，艰苦撑持，八年于兹，弦诵不辍，良可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