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中国工业呈畸形发展，布局也极不合理。上海一地的现代工业占去全国的一半；其毛纺绽数约占全国的75%。随着正面战场力战不支，沪、宁、杭及沿海沿江轻重工矿企业，即面临日军摧毁、占领和利用的严重威胁。为避免器材资敌及日后的战时军需民用，如何把江、浙一带的工矿厂商迁往内地后方，便成了国民政府当局及广大爱国业主的共同要求。

1937年7月24日，军委会资源委员会，会同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及铁道部等，联席会商保障战时军需供应事宜，决定分为财务、矿冶、燃料机电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畜皮毛、专门人才等8组进行讨论。7月28日，参加机电化学组讨论的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林继庸，在会上提出上海工业内的问题。会上议论纷纷，有的反对，有的犹豫，有的赞成。8月8日，上海市总工会商会开会，讨战生产管制问题时决定：为了加强战时编，严密组织起来，其积极办法是迁移工业中心点于内地，以避免战时的毁灭。

鉴于民族资产阶级申请工厂内迁的爱国热情，行政院于8月10日在第324次会议上通过了内迁工厂的提案，决定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各派一名代表共同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林继庸主其事。12日又成立了有11个工厂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推选颜耀秋为主任，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至此，上海民族工业的内迁工作进入实施阶段。资源委员会负责调查上海各工厂情况，接洽内迁事宜并估算迁建费用等。根据调查拟定了内迁上海民营工厂提案，提案拟用40万元补助上海五金业的各项津贴，200万元低息贷款用于建厂、复工，并无偿拨地500亩。此外还决定用16万元作为大鑫钢铁厂等八家企业内迁的专项津贴，129万元低息贷款为这些厂的重建费用，提案于8月9日交行政院。在此之前，上海的一些民营工厂、行业组织先后呈文国民政府，要求尽快协助安排工厂内迁，以爱国实业家颜耀秋、胡厥文等为代表的上海机械厂家，自主将各厂的机器设备迁移内地，“以应军事制造之需，增强长期抗战力量。”

国民政府原来打算只对与军火制造直接有关的工厂和自己所属的工矿企业进行内迁，并限期一个月完成。随着战局紧张，报名内迁的工厂不断增加。众多的工厂要求内迁，国民政府又不能公开阻拦，这就不得不增加迁移经费。

9月27日，国民政府工矿委员会正式成立，该会制定了极为严格的内迁政策，对今后迁移工矿，分为两种：一、为军需厂矿。如机械、化学、矿冶、电力、燃料交通器材，被服及医药工矿业，补助迁移费；免税、减免交通运输费，优先运输，拨给建厂地亩，以低息贷款，予以奖励。二是普通厂矿，如纺织、饮食品、教育用品等军需以外之厂矿，凡急于迁移，经主持迁移之机关核准者，得以免税免检运输，代征地亩之便，不助迁移费。由于以上限制，在9月16日前报名的125家工厂中，就有30家停止内迁申请。

上海民营工厂是在非常时期踏上内迁征途的。军队调动、移送难民均需大量车船。内迁厂只得自行设法解决运输工具问题。行政院批准的内迁补助费56万元，财政部迟迟不予拨款，没有现金，内迁成了空话；还有上海周围驻满部队，军队在各自的驻地发行通行证，给内迁厂带来很大困难。到11月24日，国民政府才成立了“工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来协调迁建工作。从8月22日开始至1938年8月，上海共迁出民营厂170家，工人2100多名，机器物件124万吨，除一部分迁至香港、长沙外，迁入武汉的有45家，共用木船499只。工厂在迁移的征途中，不分昼夜，随时可能遭到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轰炸袭击，真可谓历尽艰辛。如此众多的木船，象蚁蚂一样连续不断地在长江上向西行驶，其情景叹为壮观。

1938年1月至1938年9月，是内迁的第二期，即整理转运时期。部分抵达武汉的军需工厂，本拟利用在内地导勘厂址的时间，在武汉临时开工，生产前方所需的军用品，供各战场使用。但湖北当局因战局不稳，勉作敷衍态度，致使内迁工厂厂址、租房、供电没有及时解决；加上当地劣绅豪强聚众闹事，抬高地价，使众多的工厂无法复工。因而临时开工的工厂只占迁入武汉的工厂数的三分之一。按其性质分，以机器翻砂为最高，占50%，电机电器及无线电器材厂次之，占24%，纺织业92%。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工矿调整委员会鉴于战局形势，在武汉召集各纱厂负责人开会，讨论纱广内迁事宜。为免沪、苏、锡、常一带纱厂资敌以及被毁，而后方军民又急需被服，遂决定武汉首先西迁纱绽不得少于5万绽。3月2日，工矿调整员会召开武汉内迁工厂会议，对应拆迁的民用军需各类工厂制定了标准：一、纺织染厂类：国人经营的纱厂应全部拆迁，拆迁的纱广所有布机应一律随厂拆迁；二、机器五金厂类：资材在5000元以上规模较大者，即命其单独迁移后方；设备虽较简，但能制造兵工厂器具或能承担本项器材的一部分者则准自行组合，共同迁往一处联合生产；所有原动力设备尽量拆迁，凡不拟迁移机器的工厂，其优良的技术工人，则助其迁往后方备用，免于资敌；三、其他各类工厂：凡资财在5000元以上者，设备较新者，后方有需要者，设备工具与其它工业有关系者，该项技术工人后方缺乏者，均该一律拆迁。

标准制定后，工矿调整委员会还派出技术人员，分头负责劝导督促协助拆迁事宜。当时着手拆迁的有化学工业9家；机器翻砂81家；织染工业32家；其他工业5家，共计128家，这些工厂均于1938年8月中旬完成了拆迁准备工作。湖北省省务会这时也决议，设立“鄂省厂矿迁建委员会”，负责安排省营厂矿的拆迁运输工作。

内迁武汉的工厂，接到再行内迁的通知后，由于时间紧迫，运量巨大，川江不顺，人地生疏，竟一时不知所措。这时，四川主席刘湘正在武汉养病，抱病做出周到安排来吸引和组织沪、汉两地工厂内迁四川。此前，为充实四川后方的国防基本建设，他责成省政府对移设四川之兵工厂家“一切予以协助”；“欢迎上海各厂迁到重庆。”这时，他电邀四川的工业专家胡光庶到武汉内迁厂家商洽，介绍四川省的资源及环境；同时电召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飞抵武汉，动员上海、武汉的厂家入川。刘湘还带病气准备迁川的20余家工厂代表具体讨论了有关运输、厂地、电力、劳工、金融、原料、市场等问题，答应大力协助。刘湘还于1937年12月21日在汉口电令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要他务必协助解决迁川工厂一切问题。电令称：鉴于战事威胁，为保存国防实力，均多将迁川，由军事委员会组织工厂迁移委员会，专负协助各厂办理一切。事关地方建设要政，本府应予以特殊便利。如各厂需要厂地由本府先为征收，不许地主刁难；对于金融周转，亦希转告省内工商业界，予以尽量协助。凡其要求本府能力所及之事，均应尽量协助，以期各厂早日开工。

同时，四川的《国民公报》在1938年1月份连续发表“欢迎国资厂入川”的文章。刘湘还专门撰写了《长期抗战中的四川》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文章中说：政府决定工厂内迁是绝对必要措置，我可以代表四川全省同胞欢迎工厂到四川，四川有原料，有品力，但缺乏货本，缺先技术人力，欢迎全国企业家、民族产业家、华侨资本家及一切技术专家在四川投资建设……

四川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办法：“（1）调拨木船150艘；（2）委托中央信托局代办保险，保险费每20元中由四川省补贴1595元，共付120万元；（3）由重庆市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江北县长、巴县县长，及建筑专家兰顺声，工业专家胡光蔗及林继庯组成地价评议委员会，并准免迁川工厂用地印契附加税三成；（4）以北碚为工厂区，扩大北碚电厂。至各厂开工后，对原料取给，成品销售等问题组织机构，代为办理。

由于四川省，重庆市提供了设厂复工的种种便利条件，加上工矿调整委员会改变了原给补贴为低息贷款方式，就加快了工厂内迁入川的进程。

1938年6月，日寇调集南北东三线的兵力，沿陇海路和长江大举进攻，准备夺取郑州，合围武汉。国民政府在组织武汉保卫战的同时，将前期运至武汉的物资（包括上海、南京、芜湖、九江等地厂家以及国营兵工业、航空工业及重工业器材），总重量在30万吨以上，用大小轮船及木船辗转迁徙，于1938年10月陆续撤至鄂西门户宜昌。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也在宜昌候船西上。

10月25日，武汉沦陷。要把集在宜昌一地的30万吨物资，上万名技术员工，以及国民政府机关人员，疏散的群众，抢运转入四川，在当时战局紧张的情况下，乃是一件繁重的大事。加之川江滩多水急，再上行需要更换大马力浅水轮船，这种轮船又为数极少。因此，宜昌侯船西上的人每日逾万，工矿物资堆积江岸绵延数里，天上日机频繁轰炸，地上市面萧条，难民充塞潮涌，人心惶惶不安。

国民政府为应付紧迫的由宜昌入川的运输任务，遂成立“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任命重庆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为主任委员，全权主持其事。1938年10月下旬，卢作孚慨然受命，由渝飞宜，在宜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依据船长、领江们提供的情况，估计川江水位尚能维持较大船只航行40天左右，卢作孚当机制订以40天为限的运输计划。分配各机关，有关厂矿的载运吨位各自选择主要器材，配合成套，次第起远。

当时民生公司在长江上游的轮船只有22艘，加上挂法国旗的两艘中国轮船，共计24艘。若仅以24艘轮船，以每月5000吨运输计划，有三年时间方能将堆积宜昌的物资疏散到后方。能够加大运力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木船作为主要运输工具。因此，又先后租用或订购木船1200条，上运物资25000多吨。

由于川江滩多水急，只能白天航行。轮船上行入川要4天，下行要两天；木船全靠人拉纤，上下行则要三、四十天，为了加快入川物资的运输速度，又决定除不易装卸的设备直运重庆外；一般的货物运至万县、奉节、巫山等地，有的则运进三峡，即卸货调头东下，再去装货。这样，每日清晨均可从宜昌开出5至7艘轮船，保证了宜昌港运输的不间断。

经过40个日日夜夜不停的抢运，无论白天黑夜，天晴下雨，还是敌机临空，轰炸扫射，抢运工作从未停止。终于使滞留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险境，积压的物资器材抢运了三分之二。在这次抢运中，仅民生公司就有116人献出了生命，16艘轮船被日机炸沉或炸伤。晏阳初先生惊叹这一规模宏大的成功撤退，赞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沿海沿江民营工厂的战时西迁是中国战时经济史上壮观的一页。

1937年12月首批内迁厂到达重庆。到1938年1月，先后有14家迁川工厂抵渝。为了解决迁川工厂的安置问题，重庆地方当局遵照省政府指示，迅即成立了“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规定了减免迁川工厂用地的捐税。当地居民对此表示支持。四川省复旦中学校长颜伯华将其在江北猫儿石的租田200亩以公平价格售予龙章造纸厂、天原化工厂、天盛厂、使之利迁建。1938年4月17日，由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处带头召集14厂负责人开会，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以切实协助迁川工厂复工生产。到1940年，迁入重庆的工厂达351家，技术人员一万余人。工矿调整处根据重庆地区的特点和各种自然条件，多次进行研究，决定在城区附近的荒地较多之处，如江北猫儿石，沙坪坝小龙坎，巴县李家沱等地建立工业区。逐渐形成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沿嘉陵江北至合川，分布比较合理的重庆新兴工业区。计机械工业占404%，化学工业占125%，钢铁工业占02%，电器工业占647%，矿业占178%，教育用品工业占824%，政府办电能力已达12万瓩，私人办电84瓩。这样就奠定了重庆一地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

1938年10月7日，内迁工厂暂告一段落。经济部为了使内迁厂矿尽快复工以保证军需民用，制定了《内进各厂矿限期复工办法》，规定“凡逾期不能复工，又未经呈报准予展期者，给予各种不同之处分”。到1939年1月，迁川工厂复工者达50多家，年底复工率达80%。他们以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各式炸弹，炮弹引信，机枪零件军用品为主，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抗战。1939年下半年起，民营工厂生产的重点转向了制造工业品为主。

根据《抗战建国钢领》和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的形势，移驻重庆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以建设西南为中心的经济方针。同年9月22日，设立了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评划把建设开发西南作为支持抗战和建国图强的基础。《中央日报》在9月26日发表社论，谓“现在谈建国，国家的基础在哪里？就在西南各省。”1939年9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致词中，更明确地讲述这一问题。他说：讲到后方建设，当然任何省份都是同样的重要，但凡事都应有一个重点，我们开始建设的区域应该是西北，西南各点，而川康为西北和西南的中心地区，更为重要。

1938年12月，国民政府制定了开发四川的具体办法：中央投资4万元办理四川出口贸易，将生丝、麻布、桐油、药材、皮毛、刺绣等尽量集中收购出口，以扶助工商业；金融界投资开发四川实业，办理农田水利垦殖。

国民政府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为了战时工业的开发和四川基地的建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非常时期工业资助暂行办法》，《特种工业保息和补助条例》，《工业贷款优惠办法》，首先从资金上多方面给予扶持。仅贷款一项，1937年国家银行向民营工厂商业贷款1472亿元，1939年已达2578亿元。其次是帮助民营工厂解决生产中的严重匮乏的器材供应。1939年春，国民政府成立材料库，购进国内各厂矿必需之材料工具，以备不时之需。其中向英国、印度、澳州购货53万英磅；从美国购货70万美元。购进的材料以五金、化学、电器等器材为主。材料库则以低价供给国内上千厂矿企业，低价供应的材料占了企业购料价值的7115%，这对稳定战时生产起了极大的作用。再次是注重补充技术员工。对内迁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规定了发给安家费，代为介绍职业等具体办法，使其能携带家属，安心工作；同时派员到各省招募技工并代为介绍各厂服务；资助内迁工厂技术人员，1938年1793人，1939年为11113人，1940年为12164人。当局还确立工役制度，凡受政府统制的各企业，工人准其抵偿兵役，使工人安心生产。还规定推行订货制度，收购成品，以解决企业资金和产品销路问题。国民政府还在奖励技术，改进质量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划。这些措施，对民营工业在重庆及后方的重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1月10日，日机飞抵对重庆进行轰炸，企图破坏大后方的工矿企业。为了保障生产，安定民心，经济部会商财政部自1939年12月起，由中央信托局办理其保险办法。同年夏秋以后，又由工矿调整处与各重要厂矿详为商讨决定紧急处置办法三项：（一）制造工作能分开者另设分厂；（二）设备能在洞中使用者，开凿山洞，移内工作；（三）无法分迁或入洞者，外加工事，保护重要设备，借以坚持生产，减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