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3日，远藤三郎在汉口向日军参谋总部呈报了一份题为《关于进攻内地的意见》，对海军航空兵部历来奉行的“战略轰炸”的效果大表怀疑，远藤报告称：“我亲自乘轰炸机，连续数次参加轰炸重庆。到达重庆上空看长江两岸，特别是右岸地区，正在广泛、大力发展，真不知轰炸哪里才是致命的地方”，“以往报道的轰炸效果有所夸大，重庆呈一片废墟的判断实属错误”。他举例反证道：“伦敦占英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而且代表着大英帝国势力。德英一水之隔，用数千架轰炸机实施一年多的空袭，尚未能使英国屈服，可见轰炸的作用如何了”。远藤有感于中国抗战的坚韧努力，认识到“单凭轰炸，使其屈服决不可能”。报告最后明白提出了“重庆轰炸无用论”的主张。鉴于日军参谋总部这时正全力进行太平洋对美开战的最后准备，并抽调海军空军投入南进战线。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奉命自9月7日起停止了内地攻击作战。至此，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重庆，连年抗御日机空袭，有力地击破了日本“以炸迫和”、“以炸迫降”的阴谋。

陪都军民呼唤自己的空军守护天宇。但在日机无休止的空袭下，西南后方既无一方净土可供驾机训练，也无一片厂房可供装修战机。当此远水救不了近火之时，惟一便捷见效的办法，就是从国外购买全套的空战器具资材，并从国外招聘熟练的空地勤官兵。这个顺乎大势民心，还可救急排难的捷径，就成了移驻重庆的国民政府着手重建空军，夺回空权的不二法门。当时，美国退役空军军官、优秀的驱逐机驾驶员、空战教官陈纳德上校成了有能力当此重任的合适人选。

克奈尔·陈纳德，路易斯安那州梦洛市人。1937年4月自美国陆军航空队驱逐机队上尉军官阶级退役。6月经日本转抵中国，先后受聘出任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秘书长、宋美龄的私人顾问、中国空军司令部作战问及杭州、昆明中国航空军官学校顾问，其军衔亦被授与中国空军上校。在抗战爆发后的几个年头，他参与了中国对日空战几乎全部的参谋策划活动。

美国著名战争纪实作家杜安·舒尔茨写道：轰炸期间的大部分日子陈纳德都在重庆。和他在一起的新闻记者回忆说：“陈纳德在空袭时从不进入防空洞。当日机飞临时，他仔细观察它们的编队，观察敌人的轰炸机，将它们摄成电影，并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下他观察到的日本人的战术情况。

1940年10月12日，陈纳德在昆明航校接到去重庆面见蒋介石的命令。次日，当他往中国航空公司去定机票时，日本飞机空袭昆明将其住房震坍，只好先安顿搬家。14日他飞抵重庆，甫抵机场，又同样受到日本轰炸机空袭。原飞虎队员杰克·萨姆森回忆写道：他的重庆之行也受到日机轰炸的搅扰。重庆正在不断遭到空袭。每一夜，日本动用90到200架轰炸机。许多房子在燃烧，救火队员在灭火，但无济于事。陈纳德被困在路上，因为志愿人员想用木桶把一幢正在燃烧着的楼宇的火灭掉。一大堆蚀性的烟云笼着城市。因此，他花了好几小时才到达蒋委员长的官邸。

11月1日陈纳德飞抵华盛顿。此后三个月内，他受宋子文委托，搜索枯肠地拟定购物清单：从飞行氧气面罩，到机载枪管枪弹，以至曲别针、手纸；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寻找中国所需要的飞机及备用配件，以及接触应募赴华的人士。而尤为棘手的是当时美国政府并无援华贷款的打算。但是，陈纳德认为，蒋介石由不置可否到慨然委以大计，是中国抗战处艰难苦境中的惟一选择。陈纳德的结论是：为帮助饱尝空袭苦难的中国民众和陷入困境的中国领袖及其夫人，既是回报中国的“知遇之恩”，也是遂其伸张正义的夙愿，必须“临危受命”，用自己的努力与精诚创造奇迹。“奇迹”终于来临。陈纳德夫人陈香梅道出了个中内情：蒋夫人促外子马上回美国设法取得白宫和国会同意，让他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这不是一件易办的差事，因为美国人仍保持中义，不愿牵连到战争的漩涡里去。但外子有一位好友葛格众律师，是罗斯福总统的亲信。他被外子的精诚所打动，愿意完成这件任务。葛格不但建议罗斯福总统批准组织美国空军志愿队去华作战，而且予以武器及飞机的协助。

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1941年3月11日，美国同意中国享有《租借法案》有关权益，此前，陈纳德又从英国方面得到了100架p—40c型战斗机现货。5月，国会同意授权美国总统在派赴外地区中加上“中国”二字，使招募赴华官兵之事取得了法律根据。到5月底，为顾及美国的“中立”地位，宋子文、陈纳德又把上述器材、人员资金运进中国的行动，通通包含在一项名为中央飞机公司“制造、维修与操作”中国购买的100架p40c型飞机的“售后服务合同”之中。陈纳德喜不自禁的声称：“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所需要的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8月1日，这支由美国人驾驶的、由美国人维修的、由美国战斗机组成的空军部队，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这支部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国民政府接受了美国同意放行人员、物资所规定的全部条件，即：1美国志愿队应是中国空军的一个“独立单位”。志愿队不应派往执行该队司令不完全赞同的任务。2美国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在一切问题上合作。但在美国志愿队活动活动的区域，该队司令是最高权威。3所有来自美国的物资，全归志愿队所有。

对中国政府而言，志愿队司令非陈纳德莫属。陈纳德则明确指出：蒋夫人应是该队名誉队长，理所应当地充当志愿队与中国关系的协调人。接着，陈纳德把最初出征来华的100名飞行员和近200名地勤人员，组建成队司令部和三个作战中队。

此后，陈纳德以他特有的近平严酷且一丝不有的教官脾性，对其部队特别是飞行员，施以不厌其烦的对日空战模拟训练。他们驾驶的p40战机上原有的美国机徽，也为中国空军的蓝底白图十二角军徽所取代，成为一支地道的中国空军部队。而不无遗憾的是这支机队还没自己的“队徽”。

美国志愿队作为中国空军的一个“独立”建置单位，到1941年夏末进入了临战状态。曾设计第一中队徽记的查利邦德，在一次用餐时，偶然从英国出版的《印度画报周刊》上看到在北非战场的战斧式驱逐机像片，飞机机头画上了虎鲨的利齿和尖嘴。围观队员觉得不错，建立仿效。

从此，这个大张尖嘴、长满利齿、圆瞪凶眼的虎鲨徽记，就成为举世共认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机徽，至于选择凶猛的虎鲨，据称能对以海洋捕捞为主的日族心理，产生凶多吉少、出门不利的威慑作用。

志愿队从1941年12月20日正式升空作战，到1942年7月4日改隶现役美军为止，在实际作战的短短半年之内，共击落日机296架，自已只损失34名飞行员，给侵华日军造成了有效空中威慑，1942年5月，蒋介石在事实面前改变了对这一邦外籍将士的成见，欣然公开表示：“我能担任美国志愿队这样的官兵的总司令而深感荣幸。”

然则志愿队的全称长逾10个字，即是简称作志愿空车大队也有6个字，有违中国三言两语的习惯，而邦德从北非机头上所借用的鲨鱼徽记，对恋土务农的中国西部又甚为膈膜。这就启发人们去找一个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称谓。

自从孙中山创立民国，清王朝的“龙旗”坠地，“虎威之幡”就在庶民百官心中成了指代中华民国的象征。抗战军兴，国府西迁重庆，而重庆民间仍以巴国先民祭祀“虎威”旧习相传，崇尚虎威勇猛。在数年惨遭日机杀戮焚烧之际，一旦看见蓝天碧空之上，涂中华民国国徽的空军，迎战日机屡战屡胜，重庆和大后方民众便异口同声，将其赞誉地称为“飞虎队”。